真人秀导师滥情背后:导向哪里何以为师
如果说,2004年的“超女”开启了中国选秀元年大门,那2012年的“好声音”则引领中国电视真人秀迎来“导师时代”。现如今,大牌明星组成的强大导师团,俨然已经成为各大强势卫视主打真人秀的标配。
与之前的“评委”相比,无论是对选手,对节目的内容形式甚至收视率,导师们所能起的作用更大,由此引发的话题更多。
个人素质造就云泥之别
导师(Hierophant)一词最早源自希腊语,作为古希腊埃勒夫西斯秘密宗教仪式的主祭司,导师的主要工作是在神秘宗教庆典中呈上圣物,并对初入教者解释秘义。导师象征着知识和智慧,他们被认为是知识和道德的传播者,是诊疗人世伤痛的行医人。
无论导师一词如何演变,传播知识与道德,在任何一个时期与场合,都被当做导师最重要的职责。 “导”的是知识,将自己最擅长和最权威的知识传给后辈;“师”的是道德,用自己的言行,为人师表。
虽然电视真人秀本质上是一种娱乐形式,其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无法全然地发挥导师应有的作用。就现实情况来看,不同的明星导师,在节目中呈现的作用与意义,还是因为导师自身的素质,体现出云泥之别。
起初人们对刘欢担任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感到不理解。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刘欢的价值就在于他的坚持与不妥协,因此没有必要 “趟这滩浑水”。不过刘欢在节目中的表现真是令人欣喜。在爱徒袁娅维遭到淘汰的那一集,刘欢起身对着全场所有的观众说:“在座的有很多是网络媒体,我希望有一天网络媒体可以对中国的流行音乐进行分类,我们有摇滚、有爵士,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类型,这是我的愿望,也是台上Tina(袁娅维)最大的愿望。 ”对于流行音乐类型化,中国的音乐人已经摸索多时,在大众传播节目中适时的提出,不仅说出了学员的心声,也同时成为了一次面向公众的呼告,刘欢用专业和权威证明了自己是个好的导师。
刘欢的专业性与权威性,正是今年很多导师备受质疑的地方。 《中国最强音》中的章子怡[微博],以眼泪和怜悯换来了冠军;《中国梦之声》中的黄晓明,以卖萌和耍酷赢得了鲜花和掌声。虽然两人遭遇的处境不同,但用不专业指导专业,让外行领导内行,本质上,两人没有一点区别。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曾一鸣虽然成为了冠军,但他的傲慢与散漫却让他陷入困境。而与其说黄晓明帮助了《中国梦之声》的学员,不如说《中国梦之声》成就了黄晓明,本末倒置,令人惋惜。
师徒关系“速成”全靠演
中国传统文化里历来注重传承,有无数的成语、俗语定义着师生关系。在文艺界,无论是相声或戏曲,都必须拜师学艺。不同的师承,不仅在技艺上略有差异,所尊崇的道德伦理也会有不同的演绎。流行音乐虽然没有曲艺界这样的“门户之见”,但也向来注重教学,早期如同谷建芬与毛阿敏、那英[微博],近期如同刘欢和权振东、多亮[微博],都是师承关系的代表。
先说谷建芬与毛阿敏。 1987年,在谷建芬的竭力推荐之下,毛阿敏才有机会参加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歌唱比赛,并凭借一首《绿叶对根的情意》斩获大奖。次年春晚,谷建芬创作《思念》让毛阿敏演唱,从此家喻户晓。后来毛阿敏惹上偷税风波,去香港转型失败,谷建芬都给予中肯的意见,直接影响了毛阿敏的决定。毛阿敏至今仍表示,与谷建芬的关系形同母女。
电视真人秀时代的到来,将这种原本藏于幕后的师徒情谊摆到了台面上。如同造星速度一般,真人秀要求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师徒情谊,能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走完谷建芬毛阿敏时代用几十年所走的路。然而正如电视台的一位导演所说:“一季节目下来,导师和学员之间交流的次数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十次,之前和之后,双方再无任何联系,他们的感情怎么会深? ”
但是,至少在电视上看起来,他们是“情比金坚”的。学员在舞台上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导师们激动流泪,捶着胸脯表示要替学员度过难关;学员被淘汰的时候,导师牵着学员的手到处给人鞠躬;一次又一次地在台上收学员为徒,发誓要将学员的事业前途和自己联系在一起。
这一切,值得让人去相信吗?
“导师是秀的一部分,秀出来,就是对这些导师最基本的要求。 ”业内人士如此分析,“真人秀的要义,就是要将原本藏在底子里的东西翻到面子上来,让观众感受到真实,至少是模拟真实,从而产生代入感,最后牢牢地被节目吸引。 ”然而因为时间太短,双方无法真正成为师徒,所以惯常的做法是导师之间先设定角色定位,并通过脚本的方式在节目上去“演”,可以“演过了”,但不能“演不到”,因为观众在认知的过程中对信息的捕获会有损失,电视里过一点,在观众的眼里就是“刚刚好”。久而久之,电视台与观众施受双方的兴奋值越来越高,导师们的表演也变得口味越来越重。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