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在于找不到知音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电影传奇馆。
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
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
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崔永元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免费开放。
崔永元说，“每个月要拿回来200个小时的素材，我们要把这些素材进行分类，要速记、校对、录库，然后找出它的检索方式，做数据化复制……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网络图书馆，很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所有拍的东西录入，以后你打一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包括历史图片、图书等等。我们的口述历史素材，都是自己直接去采访的。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后来发现跑不过，这些人去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采录的速度。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决定专心致志做这个事。”
回想自己在央视的十几年，崔永元如今最留恋的，还是他刚刚进入央视评论部做《实话实说》的那段时光。他也曾虚荣过，对着镜子审视过自己。
崔永元说，是先有了《实话实说》栏目的这个团队，之后才有了他。而那个团队，对他影响非常深远。他如今仍记忆深刻，和一批北京文化圈里的著名学者，如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陆建华、邝阳等，凑在北京西城区的绒线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大家抽着烟，争执得昏天黑地，哪个对哪个不对，他就听着，“听得脑袋都大了，因为那是比较高级别的争论，经常听不懂”。
等大家侃得差不多了，想起了身边的主持人崔永元。“好！这期节目就行了吧？明白了吧？”他往往还是一头雾水，“怎么就行了？”“不明白啊？”他忘不了郑也夫那个无奈的动作，“拿来一张小纸片，咬着一截特别短的小铅笔头，边想边写，然后说这是一个什么观点，有什么依据，再给我一堆书，让我拿回家看”。
崔永元觉得，那个时候就很痛苦，因为看不懂，也听不太明白。他坦言，干《实话实说》以后，天天绷在心里的念头都是“知耻而后勇”。更苦的是，到演播室的嘉宾都才华横溢，不要说对话，能听懂对方说什么就不易，毕竟隔行如隔山。
“我向毛主席保证，干上《实话实说》以后，我就没怎么骄傲过。再看看我的同行，敬一丹是硕士，方宏进专攻经济管理，水均益说外语不用动脑子。所以，从新闻系万金油科出来的我，真是一穷二白。”当年央视采用的是“放飞式管理方法”，让一只乳鸽与苍鹰并行翻飞，一争高低，不怕你不喊力不从心。2002年，崔永元患上了抑郁症。
崔永元说，“开始评论部的氛围很自由，机会平台都给你，但是你能力达不到。那个团队强化了我很多东西，也教会了我很多。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在电视圈里还是很珍贵的。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郑也夫问我节目做得怎么样，我说剪出来挺好看的。他大骂，什么叫剪出来好看？就应该现场就好看！因为有观众，我们要力求一开始就是真实的，感人的，有价值的。这句话，到现在都时刻鞭策着我。”
崔永元说，“其实当年离开的原因，应该说99%就是生病。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抑郁症。抑郁症很痛苦的，基本上生活都没办法自理，更不要说做节目什么的了。当然，很多人愿意把它描述成工作压力或者说条件不宽松什么的，但你想想，我1985年就开始做新闻，到做主持人时也已经做了11年新闻记者了，形式都差不多，也不至于因为一个节目就抑郁。这个病是遗传，赶上了，得病的时候万念俱灰，活都不想活了，更没有心思去做节目什么的了。”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抗战时期，在美国工作的胡适曾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几十年后的今天，崔永元又用这句话来自勉。虽有酸楚之味，亦不乏激情之志。
来源：真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