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为什么被漠视？激不起狂热 触不到痛处
粉丝热情下降，观众收看率下降，媒体关注度下降，今年的歌唱类选秀节目显然遭遇了集体降温。究其根底，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是三大原因，客观环境处处受限，主观能动性无力发挥，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举步维艰。几年前的选秀狂热景象，如今只能回味。
天不时
政策紧缩 戴着镣铐艰难前行
选秀类节目濒临沉没，与客观政策背景不无关系—时段调整、短信平台不再放开、海选不上星等等政策上的紧缩，令电视台难以施展拳脚。有限的政策空间之内，电视台也努力寻找对策，以快男为例，湖南卫视在娱乐新闻栏目中专门开辟了快男节目，快男周五晚上的直播赛事中为快男安排设计周冠军，以求增加曝光率，为快男专门开辟的《想唱就唱》收视良好。
今年其他综艺节目的异军突起，也对歌唱类选秀节目形成了前后夹击的局面：先是在选秀还没启动的年初，相亲类节目突然火爆，以江苏卫视为首的《非诚勿扰》一炮而红，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安徽卫视《缘来是你》、山东卫视《爱情来敲门》、东方卫视《百里挑一》也扎堆似的一拥而上，婚恋问题折射出的当下社会现实，造成全国一时热话。而在选秀节目进入白热化阶段的七八月，东方卫视购自《英国达人》版权的《中国达人秀》，又以新鲜的类型，并大打励志、真情牌而吸引了舆论的大部分关注。
失去了政策的倾斜，加之竞争对手奋起直追，歌唱类选秀节目的处境不可谓不艰难。
地不利
流水作业 高度重复的节目模式
进入第七年的歌唱类选秀，俨然成了形式上再玩不出新意的传统保留节目。以快男导演组为例，他们费尽心思励精图治，最终却设计出繁复无比的赛制，让本来就被诟病毫无看点与新意的比赛，更让人看得头皮发麻。记者王君更是直接指出，电视台主要目的还是赚钱，他们探索出了成功的选秀模式，每年的操作都已经高度模式化，知道怎样迅速做出这样一个产品来，实现最大利益化，所以就乐于不断重复老套路，之后“把这些选手送到本台节目上，不断强化观众印象，这样就结成了流水作业生产线的各个环节。”
形式已经突破不了老套路，而这届快男在“绿色选秀”的政策下，话题选手刘著、师洋先后出局，少了他们炒作护航，又没有个性鲜明、实力突出的选手出现，结果自然是雪上加霜，要在比赛中发掘新亮点约等于烹制无米之炊。不过，在文化学者张颐武看来，以“搞怪”见称的话题选手甚至也对选秀毫无帮助，“这样节目的半衰期更短，一个怪的人出现了，第二个怪的人必须走得比他更远。这在舆论中也会有反弹，在政策上也会有风险。话题的衰减比起歌手本身的魅力衰减要快得多。”
人不和
节目灵魂无法触碰时代痛点
如前所述，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相亲节目，因直击社会现实获得了巨大关注，而《中国达人秀》近来火热，北大教授张颐武也坦言：“它回归主流观众，即30岁左右的观众，是一种突破路径。大家都厌烦了虚假的东西，这个节目传达对出真情、对幸福感的追求，这还是很重要的。”歌唱类选秀受到漠视，也正是因为节目灵魂已触不到时代痛点。2005年超女通过短信投票，标榜“草根选秀”，被评论界认为是中国的民主进程的一大进步，而李宇春作为新一代偶像以中性风横行全国舞台，也被社会学家认为打破了性别界限，是划时代的风潮。张颐武认为，选秀节目的目的在于甄选偶像，选出新一代偶像的任务早已完成了。此后的2006年超女虽无法超越2005年，但总算承接其强势，2009年更名之后的快女，也凭借贡米、曾轶可两名话题选手维持了选秀表象的热闹。而2007年的快男是第一届，囊括了不少条件优越、颇具实力的选手，例如张杰、陈楚生、苏醒等。这届快男三强的刘心也认为：“那一年选出来的人，每一个都很有代表性，在舞台上的感觉都很优秀，他们还是选手的时候就像明星了。”
或许正如网友“青春可短暂了”在快男贴吧里所说的：“今年快男的舞美及音响等硬件设施是远远超过了历届，但同时，它却丢失了它最本质的灵魂。”伍洲彤作为花儿朵朵决赛评委之一，也认为选秀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微妙变化：“选秀比赛，天时地利人和都得结合起来才行。天时就是这个时期娱乐市场，乃至于社会需要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比赛，当时的李宇春也好，快男也好，当时社会有这个需要。地利呢，我觉得湖南卫视这个平台还是不错的，但是在各个地方都在搞类似的比赛，削弱了地利的优势。没有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光有人和是不够的，人其实还是可以，但已经缺乏前几年的影响。”
对“人和与否”，快男评委之一的高晓松却持不同意见。最近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高晓松坦言：“粉丝总共就那么多，偶像却出来得太多了。就算大众偶像产业链是存在的，但毕竟容量是有限的。”从第一届就开始关注选秀的记者王君也认为，跟随第一批选秀偶像多年的粉丝不可能轻易“移情别恋”，但选秀出来的新人却是一年一批，更重要是至今也没有能超越前辈、令人眼前一亮的选手，况且“现在大家也看多了，观众也是很有智慧的，也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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