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节目被连连叫停背后
自2007年8月15日起，短短的45天里，广电总局几乎是5天一道禁令。
◎8月15日：《第一次心动》停播，柯以敏公开向观众道歉；
◎8月22日：广电总局叫停深圳电视台娱乐节目《超级感情对对碰》；
◎8月23日：广电总局禁止播出群众参与的整容、变性节目；
◎9月13日：广电总局叫停5家电台低俗节目并公布举报电话；
◎9月18日：广电总局发布通知要求立即停播电视剧《红问号》；
◎9月20日：省级卫视所有群众参与选拔类活动19：30至22：30禁播；
◎9月25日：广电总局整顿不良广告再次禁播“八类涉性广告”；
◎9月30日：广电总局要求彻底清理全国广播电视涉性下流节目。
“将娱乐进行到底”， 似乎已成为这两年广播电视圈里最为流行的口号。电视是娱乐大众的，这是很多人的共识，但娱乐是什么？大众媒体应该提供怎样的娱乐？娱乐该长成什么模样？广电总局的这次舞剑叫停，在清洁荧屏、纠正导向的同时，更让人开始琢磨“娱乐”这个命题：娱乐应有界。
现象篇
晚间的电视荧屏上，选秀、谈话类节目，格调低下，嬉闹无度。夜间的广播节目，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羞答答地将“性”当作夜宵。当电台“坐台”卖药，电视选择“出台”的现象此起彼伏时，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禁令停播《红问号》，其用意是毋庸置疑的。
《红问号》?问号标本
2007年9月18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要求全国各级电视台立即停止播出电视剧《红问号》。在此之前，《红问号》已经在全国许多电视台播出，时间长达3年之久。
这部被叫停的电视剧，却有过辉煌的昨天，曾被冠以“央视热播剧”，在央视三套和八套先后播出4次，一度掀起收视热潮。此外，《红问号》还先后在江苏、浙江、湖南等各地电视台热播了3年，迄今势头依然不减。2006年，剧组还在全国6个省举行了大规模的演员招募活动。
为啥要禁播《红问号》？这样的“？”，一时间成为一个公众性的集体符号。官方的说法是：该剧“格调低级庸俗、制作粗劣”。然而，仅靠这10个字，似乎并不能解惑释疑。
《红问号》的剧情大致如下：《法制报》的编辑肖红在犯罪心理学家郑教授的帮助下创办了一个“以案说法”的栏目，以分析犯罪人心理形成或发展，以警示人们避免犯罪。这样的立意，可谓高远，按说不该在大红大紫之时，遭遇广电总局的“腰斩”。
然而，红唇、迷仇、歌女、白粉、秘楼、商海、姐妹发廊、歧路、连环记以及苦果，《红问号》中的这些关键词，从一个侧面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征兆。总局认为它“集中展示和渲染女性犯罪过程，格调低级庸俗，制作粗劣，播出后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果”，责令所有电视台立即停止播出此剧，并要求各地电视台发现类似内容的剧目应不予备案，不予审查通过。
《红问号》遭遇监管红灯，被誉为是广电总局整顿电视剧打响的“第一炮”。其实不然。
根据同名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2006年在拍摄期间，就曾遭到阻力。顶着压力拍摄完并最终通过审查，中央电视台拿掉了“成都”二字，预告剧名为《今夜请将我遗忘》。然而，原定2007年8月27日在央视8套播出的这部电视剧，被临时撤换。缘何被紧急撤播？是否因为忠实原著因为性场景过多，还是别的原因？虽众说纷纭，却没有定论。
两部电视剧的命运，成了当下中国的一个“问号标本”，有待解开。
嬉闹荧屏?黄色夜空
“你谈恋爱了没有？”一个电视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曾这样问一个4岁的孩子。如今的荧屏，岂止语无伦次，乱哄哄已经司空见惯，乱套的事儿，也时有发生。
2007年8月10日，重庆电视台《第一次心动》直播现场：男选手代闯向评委柯以敏下跪乞求礼物，然后单腿下跪，将柯的戒指戴在了另一位评委杨二车娜姆的手上。很快，柯、杨开始“争风吃醋”，最终以柯以敏的突然哭泣结束，节目变成了纯粹的闹剧……
8月22日，深圳电视台的《超级情感对对碰》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停播的导火线在于该栏目于7月22日播出的由芙蓉姐姐担任嘉宾的第136期《超级情感对对碰》。该期节目中，两个主持人一个劲儿虚情假意地捧芙蓉姐姐，让她出丑。这还不算，其中一个主持人还问道：“娱乐圈有很多潜规则，芙蓉姐姐你怎么看？”芙蓉姐姐做害羞状：“其实我遇见很多啦。”
晚间的电视荧屏上，选秀、谈话类节目，格调低下，嬉闹无度。夜间的广播节目，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羞答答地将“性”当作夜宵。
武汉的夜空是黄色的。从晚上10点开始，电台里都是卖春药的和吹嘘疗效的……
然而，相对于成都的夜空而言，武汉的夜空，不过是有点“泛黄”罢了。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经济节目、交通广播和成都市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频道、经济频道近期在每天21点以后，用2－3个小时公然谈论、肆意渲染描述性生活、性经验、性体会和性器官，大肆吹嘘性药功能，内容淫秽不堪，色情下流……”这可不是某个网友信马由缰式的栽赃陷害，而是国家广电总局对这两家广播电台所做的官方版的“X光”透视结论！
“难道除了闹剧和性，夜晚没有别的生活吗？”
“什么节目要在黑暗中播出？”
“媒体应有社会责任感，考虑对社会的影响，我们的社会需要积极向上的东西。”
“我觉得含蓄好！”
许多想保持眼睛和耳朵卫生、洁净的人士，不约而同发出了类似的质问和呼唤。
广播坐台?电视出台
赵本山的小品《卖拐》，讽刺的是社会上的一些人，能把健康人“忽悠”成病人，达到他坑蒙拐骗的目的。广播电台的谈性节目，堪称典型的“卖拐人”。
据权威部门调查，相当一批电台80%的广告收入来自坐台卖药，80%的播出时间用于坐台卖药。广播的播音室变成了“坐台”场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一个电台主持人的一篇名为《电台卖药节目真相》??堪称当代版的“忏悔录”，看过之后不由得你不信了。
在电台中做的医药类节目大多数为治疗男性病、妇科病、性病等难以启齿的疾病为主。形式嘛大家也听到过，就是一个医生在电台喋喋不休地讲述这类病的危害、他们生产的药效果如何如何好……可是你们是否知道那些坐在直播室中大肆讲解医学原理并为那些得病的人进行诊断的都是些什么人吗？这点作为节目主持人是最清楚不过了。
他们要求主持人在节目中帮他们撒谎：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专家是XX教授，他毕业于北京第四军医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发表的XXXX论文在2000年亚洲性学会上获得各国专家的一致认同……（其实这个所谓的教授今年才23岁，高中毕业学历，至于什么亚洲性学会纯属无稽之谈）
再来说说那些打进热线的听众吧。在这些节目中总是有些听众打来电话说：XX教授，我吃了你们的药以后，我的病好多了……你们的药效果很好……真的有那么多人吃了他们的药日见好转吗？错！那些都是“托”！简称“药托”。这些人都是那些假药的生产厂家花钱雇来的，打一个电话从10??20元劳务费不等，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在电台里换着口气做托……
这类节目在我们台的收费是15分钟3000块，一个月就十万，一年100多万。
我很喜欢我从事的职业，从小这个行业在心目中就是神圣的，纯洁的……但是看到这个行业被糟蹋成这样我很心痛。
电台“坐台”卖药，个别电视节目则选择了“出台”。
今年5月11日，山东齐鲁电视台推出了一档新节目真人秀《交换主妇》，把城乡间的真夫妻拆开重组成假夫妻，让假夫妻去体验真夫妻的感受。该节目于每周五晚21点30分播出。
据悉，《交换主妇》的蓝本是美国ABC（美国广播公司）的《换妻俱乐部》（Wife Swap）。
《交换主妇》自推出以来，立即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档节目，在相当一部分观众看来，属于一种“龌龊的换妻游戏”。有的观众认为这一节目很荒唐，让一位女士去一个陌生的家庭中当主妇，每天面对陌生男主人，这有悖于我们的传统道德；但也有人认为节目挺好，真假夫妻因接触到不同的家庭，从而产生换位思考。
部分广播和电视节目，扭曲了媒体的定位，颠覆了传统，不断受到舆论的质疑。上面提及的广播“坐台”和电视“出台”，不过是其中两个较典型的例子而已。尤其是《交换主妇》，其隐忧在于：主妇能否交换，交换会不会带来伦理麻烦？
亮剑篇
电视荧屏和广播电台制造的已经不是几粒“尘土”，而是俗不可耐与低级下流的“沙尘暴”。谁家的孩子谁来管。“该打不打，上房揭瓦。”作为全国广电媒体监护人的国家广电总局，终于开始履行监护人的职责了。
总局舞剑?意在净身
利益和不洁的杂音拷问着电波的良知，渲染犯罪细节和娱乐至上的节目追问着荧屏的责任。作为广播电视媒体最高行政主管机构的国家广电总局，终于剑出鞘了：
从2007年8月15日起，短短的45天里，广电总局几乎是5天一道禁令。
自广电总局对《第一次心动》、《超级情感对对碰》、《美丽新约》等国内多档违规综艺节目相继发出禁令后，各电视台真人秀节目的违规行为日益受到观众注意。随后，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山西卫视《超级少年》、江西卫视《红歌会》、湖南卫视《舞动奇迹》、齐鲁卫视《交换主妇》等再次触及“高压线”，均被指违反了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
8月底，齐鲁电视台的热门真人秀节目《交换主妇》宣布停播。据该节目制片人房书华透露，《交换主妇》是他们主动停播的，跟《第一次心动》被叫停事件无关。
然而，舆论并不这么认为。“龌龊换妻！《交换主妇》也被停播了！”网民的说法，和《交换主妇》制片人的说法，相差甚远。不管如何，《交换主妇》选择在风口浪尖上“急流勇退”，与其说是明智，不如说是心虚的表现。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家喻户晓。国家广电总局的频频“舞剑”，意在为下属的广播影视机构净身，显而易见。10月份，广电总局会不会继续将剑舞下去，答案是肯定的，前提是只要还有令其恼火的媒体顶风播出不得体的节目。
不同声音?如何兼听
广电总局大开“杀戒”，赢得了舆论的广泛支持。人心的向背，可见一斑。毋庸讳言，不同的声音同样存在。
9月24日，中国法院网发表了徐迅雷的文章《“只禁城”里的权力暗爽》。其观点是：
广电总局一次次咒念“紧箍咒”，一次次努力“赶尽杀绝”，也赢来一些“叫好”声。所有的禁止都不难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担心你“堕落”。
……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广电总局捧牢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就不去想根本大法里的根本规定了。如今，只换水龙头是没有用的，应该根治水源??必须对《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提起违宪审查。
这篇评论从法律的角度，对我国缺乏专门的广播电视法律表示遗憾，对广电总局只会禁止表示不满，有其道理。不过，整体而言，观点失于偏激。至于“建议对《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提起违宪审查”，更是有些荒唐。客观地说，禁令对遏制广电媒体的不良节目，积极意义远远超过了消极意义。一味指责《条例》违宪，既不符合宪法精神，更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红问号》遭禁后，其制片人同样“不服气”。中国的涉案剧很多，为什么广电总局偏偏揪住了一个《红问号》而不是别的片子，他有些想不通。据说，《红问号Ⅲ》正在积极寻找别的途径拍摄（改名）……
广电禁令?能撑多久
“夜深人静时段，正是他们发财的好机会！应好好管管他们……”
广播电台的整治，紧跟电视节目之后。
9月5日，四川省和成都市人民广播电台的涉性节目，首先倒在广电总局的“利剑”下。
9月14日，湖北、湖南、广东、贵州、海南5家电台的11套广播的一些节目，在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四川电台和成都市电台违规播出低俗下流节目的通报》后，继续顶风为性事“引吭高歌”，再次当了广电总局亮剑之后的“刀下鬼”。
5天后，宁夏、江西、山西三家省级电台的四个频道，因为我行我素，继续用“性语”给听众“按摩”而夭折。
玩火者必自焚。一系列的叫停，赢得一片喝彩。
一言蔽之，“支持向低俗开刀！”绝大多数受众拥护广电总局的一连串的禁令。舆论的这种“一边倒”，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进取和含蓄，依然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和她背道而驰的东西，因为没有善始而失去了民意基础，焉能“善终”？如今的被“腰斩”，也就有了某些必然的成分。
至此，乱哄哄的电视画面和不堪入耳的广播节目隐遁了，深秋的夜晚变得有序多了。
广电界人士大多认为，广电总局这次要动真格了。这样的预感，很快得以验证。
2007年9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规定从10月1日起，凡是有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不得在19：30至22：30时段播出，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网络投票等场外投票方式。
与业界的敏感和主管部门大刀阔斧的“格杀勿论”相反，民间对电视的低俗之风和广播性节目泛滥暂时的“低潮”，心存怀疑，担心它们卷土重来。
“这些年电视媒体沸沸扬扬，别说小孩子有些节目不能看，就是成人有些节目也看不下去，早该整治了，早该进入角色了。”“停了《第一次心动》，会不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心动？”“很多地方电视台仍然视广电总局的通告为耳边风，我们这里的电视台还不止一个频道天天（尤其在晚上）组织一些所谓的专家，反复宣传什么回春药，吃了会什么增大多少，延长多少时间，可以增加几次等，希望国家广电总局暗访和叫停一下。”
自2004年以来，广电总局几乎每年都在规范电视台和电台的节目，仅去年以来，就召开了不下10次相关的会议。遗憾的是，一些省级媒体，对主管部门的禁令尚且置若罔闻。暗访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监视、监听也未必能从根本上奏效，难怪人们怀疑广电总局的禁令，究竟能撑多久了。一旦风头过去，选秀烽火会不会继续燃起，黄色电波会不会再度泛滥？
镜鉴篇
作为电子媒体的“卫道士”和“清洁工”，广电总局似乎从未偷过懒。清扫荧屏，净化电波，这样的工作，年复一年地在做着。2007年下半年，该局刮起的“清理门户”旋风，不过是其中一个高潮而已。广电节目的低俗之风为何屡禁不止呢？
镜头说性?《面罩》流产
让我们将时针倒转回2004年11月29日。看看当天《新京报》的一则报道：
从2005年1月1日开始，一个名为《面罩》的电视栏目将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50多个城市热播。据了解，这个于深夜11时到次日凌晨1时播出的节目是我国首个以谈性为主要内容的电视节目。据推出该栏目的北京世熙传媒董事长刘熙成介绍，《面罩》播出的每个性故事的当事人，都将戴着一个面罩出现在电视中。
据说，专家对《面罩》满怀希望，中国性学会的负责人，更是将《面罩》当作性知识普及的阵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公众并不买这个尚在“娘胎”中的电视性节目的账。
“要警惕业内人士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普及性教育的旗帜，干着贩黄勾当的新招。”
专家叫好，民众骂娘。孰是孰非，莫衷一是。2004年12月中旬，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管理的通知》，以“北京世熙传媒”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没有制作经营广播电视节目的资格为由，宣告《面罩》的“流产”。
有人说，“《面罩》一开始就遮遮掩掩的，注定了被封杀！名字的定位不准确，应该取名为《摘下你的面罩》。”
炒作者本想靠舆论造势，推销电视性节目。未曾想，弄巧成拙，“面罩”还没来得及戴上，却已经被打进了地狱。其后的性节目“吃一堑长一智”，变成了只出声音不露形的“隐身人”借助广播“复活”，和广电总局玩起“捉迷藏”游戏，最终还是不到三年，纷纷落马……
净化工程?直指影视
2004年4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有关“电视台黄金时间将禁播凶杀暴力剧”的讲话内容。
据悉，“黄金时间禁播凶杀暴力剧”是广电总局“净化工程”的一部分。广电总局总编室负责人称，“净化工程”旨在坚决消除包括广告和节目中的思想、行为、语言、形象等在内的不健康内容，让银幕、屏幕和声频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一个“绿色的”广播影视文化空间。
当时，随着这项工程的实施，不少省级电视台纷纷响应：原定于当年4月16日在北京电视台4套19：46分播出的全国第一部由真尸拍摄的电视剧《梅花档案》，由于题材涉及恐怖剧，被临时撤下，由《李卫当官2》临时补上；原定于4月17日在沪播出的警匪剧《紧急追捕》，被广电总局叫停播出；湖南卫视金鹰剧场推出的《危险旅程》，被要求暂停在黄金时段播出，由《王中王》替补。
以史为镜，史以明鉴。遗憾的是，一些广电媒体并未汲取教训，最近两年，在制作涉性、低俗等不良节目的力度上，反而愈演愈烈。
学者煽风?媒体点火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广播电视媒体的低俗之风，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间，尽管国家广电总局不止一次下过禁令，怎奈，低俗这个“阑尾”，始终未能清除干净。人们想知道的是，广播和电视的个别节目，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滑向低俗深渊的？
应该说，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和少数专家学者的“煽风”有关。
举个例子吧。2006年，在谈及广播的性节目该不该搞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的观点是，性节目带点娱乐性质也无可厚非，“性也是一种快乐，一种游戏嘛。”
尽管李银河接着补充说：“作为这种节目的主持人，要懂些专业知识，观点比较正确，不能传播谬误。”但是，“听者”（媒体）似乎找到了开办性节目的“理论依据”。
广电总局频频向电台的涉性节目亮剑，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究其原因，恐怕和大肆吹嘘性知识普及的做法不得人心有关。奇怪的是，就在性节目限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之时，个别逆流而上的声音，仍未绝迹。并且，这样的“杂音”，继续以专家身份出现。
2007年9月28日下午，著名性文化学家董玉整在广东性文化建设理论研讨会上指出，性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在研讨中，还有女性学者提出，中国男性和女性还需要培训“性技巧”，良家妇女也要学习性技巧，夫妻要沟通，这样才会愉悦。
中国人的“性技巧”需要培训，“良家妇女”也不例外。广播电视媒体，是不是从事这种培训的最好平台？专家的如此“煽风”，其言可畏。
新闻学界的学者，变相为广播电视“正名”的声音，也不在少数。有学者认为，电视媒体的“娱乐潮”的出现是电视台走向市场、争夺受众的必然选择，甚至有人认为“电视的最高境界就是娱乐”，因为娱乐能有效地缓解现代人的紧张焦虑情绪，使人身心愉悦。9月底，某高校的一次讲座上，有学者断言，电视是天然的娱乐媒体。所有这些，无疑给媒体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谈性有理，娱乐无罪。
既然允许学者“煽风”，就莫怪媒体“点火”了。早在2005年，《半月谈》第17期上的《把脉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现象 荧屏七种低俗病》，列举了包括“星气象”在内的一批低俗电视节目，批评一些娱乐访谈、综艺类节目经常用荤段子、暧昧字眼和暴露镜头来吸引观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不无担忧地指出：“电视机构从被动求取收视率到主动的‘媚俗’更是十分危险。”
娱乐应有界
诲淫诲盗，该当何罪？在西方，近年来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文化犯罪学。按照这个学说，媒体是把“双刃剑”，在为预防犯罪摇旗呐喊的同时，一些媒体本身也扮演着犯罪者的角色。不恰当地播放暴力片，制造垃圾节目，以及打着普及性科学旗号进行赤裸裸的性教唆，都具有犯罪的表征。媒体的这种“亚健康”，媒体从业人员自身未必意识得到。事实上，真等意识到的时候，恐怕也很可能已经是历史的“文化罪人”了。
不管是电视荧屏还是广播频道，都是名副其实的公众平台。遗憾的是，一些广电节目的主持人，在这个公共平台上工作，其随意程度不亚于在其自家的卧室里，无聊、低俗、赤裸，传递给受众的只能是一种恶心的感觉。
可想而知，广播和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因为几个“老鼠屎”式的节目，糟蹋了不少。痛定思痛，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广电人，究竟是在为谁服务，要把你们的受众引向何方？诚如有人所说，“电视也算得上民族文化的一个引导者，它的社会责任很大。搞传播就应该是良心工程。做好媒体很重要，这是永远需要的。”
位卑未敢忘忧国，何况是肩负新闻文化传播历史使命的主持人，忘掉什么也不能忘记自身的社会责任啊。
在一个被称为“娱乐的时代”里，娱乐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是一个难以厘清的概念。
看过《济公新传》这部电视剧，你会觉得济公的本事，比《西游记》里的神仙还了得。济公是人还是神的困惑，其实刚好也是娱乐和正经的困惑。
于是，人们糊涂了：这是中国的济公吗？有人解释说，这是娱乐，权当消遣。
传媒的娱乐主义倾向，模糊了娱乐的界限。有关“娱乐的边界”问题，随之出现。娱乐需要有个边界，既不能信口雌黄，更不能没完没了。
物极必反。片面强调娱乐，后果不堪设想。1985年，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在其畅销书《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周国平先生说，文化的反面是娱乐。“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如果说广播是色情式的娱乐，电视剧是故事式的娱乐，那么，电视的选秀节目，则是选秀式的娱乐??每到周五晚间，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绝大多数都在进行选秀式的娱乐。
“选秀本无可厚非，但不管初衷如何，目前的选秀节目最终都难免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袭，使得‘秀场’变成了‘名利场’、‘是非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冯双白如是说。
“都是经济利益在作怪。为了收视率，为了追求短信效益，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规则，一些选秀节目开始频出奇招、怪招。选秀节目质量下降，因为选秀的性质已经有了变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这样说。
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更是忧心忡忡：选秀节目泛滥，是对当前文艺界存在的“浮躁而不沉稳，肤浅而不深刻，油滑而不幽默，庸俗而不典雅”的状况“火上浇油”。
娱乐有界，媒体当止于该止时。（刘海明）
媒体需要净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赵国玲教授在给英国学者伊冯。朱克斯《传媒与犯罪》中文版的序中写道：“传媒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的垃圾筒’，其内容充满着色情、暴力、怪诞等成分。戏剧化和娱乐性成了决定能否登上新闻日程的重要参考。”
当然，赵教授是站在这个传媒的视野下批评媒体的。平心而论，作为“社会的垃圾筒”媒体，绝不仅限于广播和电视。不过，就当前大众传媒制造的“垃圾”看，按危害社会的程度排列，电视和广播，显然“名列前茅”。
公共舆论的抨击，主管部门的制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媒体需要净化。
广播性节目的预设是“患病的一代”。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只要你一不留神参与进来，注定就是病态的。被主持人或医生恫吓，最终推销诊治机构或药品，是最可能的选择。电视娱乐节目的预设是名利双收。只要你能角逐成功，自然会有人给你包装，给你机会，给你钞票。一句话，选秀即名利。这是时下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对受众的间接“教诲”。如此势利的“导师”，从灵魂到外表，能干净得了吗？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制造娱乐和性节目的全体参编人员，当如是自问了。
不久前，笔者在《媒体的“洗耳池”今安在？》中，曾援引过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据《巢县志》记载，古巢城东城门有个“洗耳池”，池边有条牵牛巷。相传5000年前，巢父在池边牵牛饮水时，批评一代圣贤许由“浮游于世，贪求圣名”。许由自惭不已，立即用池中清水洗耳、拭双目，表示愿听从巢父忠告。后人为颂扬许由知错就改的美德，遂将该方池取名为“洗耳池”，成语“洗耳恭听”的典故也由此产生。
其实，媒体的“洗耳池”就在媒体所有从业者的内心里，只要内心清洁，节目自然干净；假如经营媒体的思路出了毛病，学许由没得用，因为脑子的水是浑的，怕是越洗越浊。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一些媒体片面追求收视（听）率，不惜将受众当作摇钱树，其思路自然是有问题的。
据业内人士分析，很多电台之所以制作性节目，其实都是和性用品、性药品广告直接挂钩的。如此一来，怕是该到法规这个“洗耳池”、“洗眼池”里强制性保持自身的“卫生”了。
就像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自觉洗脸一样，也不是每家媒体都能首先考虑受众的利益。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作为广电行业最高行政主管部门的“家长”，国家广电总局教训“子女”并非有错，怎奈这有越俎代庖之嫌。
纵观海外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综艺、纪实、新闻、财经节目，安排得很均衡。虽然有涉性节目，但也没有满天空的拿性开涮；虽然选秀，也没有误导这么多青少年；虽然有主管广播电视的机构，也没见这些部门动不动颁布“禁令”叫停这个那个的。奥妙何在？也许，给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内容事先划定一个红杠是有必要的。有了具体的禁区，再明确违规的制度性成本，严重者吊销执照，看它还敢不敢我行我素？
“国家广电总局作为国家产业管理部门，应当把握宏观。”“广电总局，你难道不能制定具体的节目制作标准吗？”观众的声音，无疑在呼唤国家对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出台一个标准。换言之，就是要依法管理节目，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禁令”封杀某个节目，找几个当事人当作替罪羊，甚至拿聘用人员当作出气筒，扫地出门了事。
正如有识之士所言：顾及到电视和电台影响范围较大，需要有关部门制定关于“度”的规定，在“度”上面做文章，而不是封杀，也不能是单纯的叫“停”。
麦克卢汉曾经断言：“信息不仅是我们最大的产业，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的教育事业。”本该是信息的载体、传播文化阵地的电（视）台，如今在一些地方成了献丑、调侃、色情表演的集中营，成了传播低俗的通道。一个民族，倘若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上面，她还会有作为吗？ （欣岩）
电视节目的不同管理模式
美英模式
美国的电视台都是商业化的。所以，在美国，拥有了一家电视台，就等于“拥有了一张印刷钞票的许可证”。可见，在电视投资者眼里，电视台的隐喻即利润。
美国的电视也有深夜谈话节目，播出时间一般在晚上11：00?1：00之间。这类节目内容庞杂，主持人比较风趣、幽默，当然，也常开些庸俗的玩笑，做些噱头，逗观众开心。比如，美国的《大卫。莱特曼深夜节目》和《杰。莱诺谈话节目》，都是这类充斥了各种娱乐因素的滑稽访谈，以轻松的话题来达到娱乐怡情的效果。
美国学界和公众也对新闻界的这种价值取向深表忧虑。他们认为，当今美国广播电视新闻轻浮、琐碎、愚昧、耸人听闻、庸俗、无光彩、简直就是傻瓜。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指出“广播电视界将新闻作当成了娱乐”（中国则更进一步，连娱乐也当作了新闻）。
美国媒介巨头、时代?华纳副总裁、CNN总裁泰德。特纳对广播电视行业中太多的人太关注挣钱表示不满，认为现在的电视“愚蠢、低劣、糟糕，充满暴力和征服”。他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产业像媒介这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有责任像牧师或大学校长那样去生产出一些值得生产的东西。”
美国对电视传播内容限制较少，但是“低俗”节目同样要受到严格的管制。根据美国联邦法令第1464条，FCC有权规范无线广播电视从业者播出“猥亵、不敬和低俗”（Obscene、Profane & Indecent）节目。
为了制止广播电视的低俗风气，美国众议院在2006年2月通过了《反低俗法案》。在这部法律中，不仅清楚界定了“淫秽内容”、“下流内容”等，更是赋予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广泛的罚款权限，可以对电台、电视台、演艺人员作出上不封顶的处罚。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低俗节目的监管主要措施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限制播放时间段，即规定此类节目只能在早间6点之前和晚间10点之后播出；二是给节目分级，根据节目中暴力、色情、不雅成分的严重程度将节目分为不同的限制级别（如PG级指的是可以在父母指导下收看的节目）；三是通过技术手段（V-CHIP）屏蔽某些不适合的节目内容。
英国的政策要求，含有低俗内容的节目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段播放。对低俗节目采取管制政策的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保护儿童不受“脏”节目的影响；二是维护公共的道德价值水准。这些国家中公共电视台自然不用说，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电视台是监管的重点。
法德模式
德、法两国的商业广播电视台之间竞争激烈。为了争夺受众、提高视听率，大多数广播电视台一方面加大改进节目和技术、扩大覆盖的力度，另一方面为获取高额利润，也播放大量暴力、色情的内容。可以说，商业广播电视台的暴力、色情内容，同样是德、法两国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早在1923年，法国就颁布了专门的《播送法》。1982年，再次制定新的《播送法》，并于1986年颁布实施了现行的《播送自由法》。
至于德国，该国的立法层次较多，各州均制定有自己的《广播电视法》。为了统一行动，各州政府之间还签署了关于广播的国家协议。
德、法两国十分重视公共广播电视台作为主导媒体的地位，公共广播机构注重保持其广泛性和公益性。
法国政府对广播电视业的管理是宏观指导与具体管理的结合。最高视听委员会名义上是“独立的广播电视管理权威机构”，实际上一直被人们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它对节目内容也进行引导，促进各台达成了有关对节目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和标记的协议，并公之于众。
香港模式
2005年9月9日，香港广播管理局颁布了重新修订的《电视通用守则》，守则包括节目标准、广告标准和技术标准三个部分，其中“节目标准”是广管局处理市民投诉并监管电视节目内容和质量的主要依据。
该标准对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的制约，正是公众利益至上原则的体现。它以对儿童及青少年利益的强调和重视为主。针对本地免费电视台的节目播映安排，提出“合家欣赏时间”，并制订节目分类标准：“除了暴力之外，还包括不雅用语、隐喻、性与暴露、令人极度不安的镜头，无故加插的恐怖镜头，用以预示或模拟死亡或受伤情形而令人毛骨悚然的音响效果，以超自然事物或迷信使人产生焦虑或恐惧，虐待、残暴对待儿童或动物，任何可能令儿童产生歇斯底里反应、发噩梦或其他困扰情绪的事物，以及使用粗俗用语。”
同时，要求电视节目的价值观必须符合社会既定的伦理道德标准。电视节目在制作上必须“保持庄重严谨”，如在描写犯罪活动时“不得以嘉许手法描绘罪行，也不得把犯罪描绘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抑或把罪犯美化；并应避免把犯罪人物的生活方式英雄化。同时，应避免以教导或引人模仿的手法播映犯罪技巧或警方的防止罪案及侦察方法”等。
此外，强调电视节目的多元化，必须按照一定时间比例播出有关道德、社会或文化问题的严肃节目，以保证满足市民各种层次的需要。
由于广管局的合理监管和《节目标准》的指引，香港地区的电视台在与其类型媒体的竞争中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也成为维护社会道德风气，构建和谐“香港精神”的传媒力量，受到观众的肯定。
内容标题：真人秀节目：透视“娱乐”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