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人呢？中国的纪录片怎样才能解决“钱”的问题？
范立欣说：“国内很多导演会执拗地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独立精神的作者’，没有主动进入产业进程的想法，但我会努力学习产业化的操作。”制片人、平台、投资方，范立欣觉得这三者缺一不可。
导演需要价值、视角、故事，制片人需要的则是眼界和专业，包括对产业的国际化运作和法律、经营等方面的了解。“idea（想法）是导演的，但需要制片人去找钱，来实现idea。制片人和导演的关系就像婚姻，必须相互尊敬、完全坦诚。”范立欣说。
2008年，范立欣带着《归途列车》的3分钟样片给加拿大的制片人米勒看，得到认可后与其正式签约。之后，“找钱”和其他后勤的活儿就归了米勒，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版权问题——一般由制片人控制——这也是大部分中国导演的纠结所在。
范立欣说：“很多中国纪录片导演觉得精神是无价的，但我觉得它必须要有一个有价的载体来实现。导演实现梦想，制片人获利，双方各取所需。况且，制片人和投资方都不能干涉导演的剪辑权。”
米勒带着样片辗转全球各类电影节、影展，顺利拿到了来自Hot Docs电影基金、圣丹斯电影基金、全球公共电视台等投资方的100万美元支持。电影节就是“兜售”纪录片的良好平台，但中国的纪录片电影节太少了——只有广州的纪录片电影节，另外就是四川金熊猫电视节和上海电视节中的纪录片环节。
在国外，除了各类基金会，电视台等播出商也是重要的投资方之一，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扶持体系。范立欣对此十分担忧，“如果中国的播出商不给力，中国的制片公司找不到国内播出商，就只能让外国的制片公司来雇用我们。如果我们永远受雇于别人，就失去了国际话语权。”
耕种中国纪录片的盐碱地
范立欣有一位德国朋友，干了30年纪录片，一跟人说自己是卖纪录片的，别人看他的眼神就像“对脑袋开了一枪”。纪录片的窘境，全球都如此，国内更是重灾区。
商业大片播出前，人们会被铺天盖地的海报和广告包围，或者还有导演见面会、新闻发布会，但这一切范立欣和他的《归途列车》都没有钱去做。在美国和加拿大，他只能自己在影院大厅分发宣传海报和卡片，看到有人在犹豫买票的时候，去推销：“嘿，有没有兴趣看一个讲中国农民的纪录片？我就是导演，我们获得了什么什么奖……”
2012年春运前夕，《归途列车》开始在国内放映，在北京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创下了持续三周百分之百的上座率。当时有人在微博上说：“为什么买《归途列车》的票比买火车票还难？”但由于成本控制、市场预期等原因，片子还是无法进入传统商业电影的发行渠道，不得已才有了后来的“一城一映”，即一个城市只放映一场。
来源：真人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