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纠结有个约会
不过，《快乐大本营》执行制作人罗昕却说，在娱乐里刻意添加价值观，加上“公益”之类的标签，“我不喜欢”。
“我觉得做公益不是一个必须要放在台面上来说的事情，在电视里面做公益，会有作秀的成分在里面，会影响《快乐大本营》的气质——真实，贴近生活。在节目里做公益，必定有假公益存在。地震时好多明星捐款都是挂空头，我们就只认民政局的捐款收据，钱到账才做，不到账不做。”
《快乐大本营》以何炅（左三）为首的“快乐家族”主持群落
这档湖南卫视历史上最长寿的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变着法子娱乐”，栏目的12年历史中，几乎尝试过所有后来红极一时的娱乐形式：1998年的大综艺模式后来被全国100多个节目模仿，2003年的“综艺你最红”首创了“活动”这一形式，2005年大换血时尝试过主持人选拔“快乐家族”的真人秀，2007年的“快乐乐园”则是后来超女、快男等“草根”节目的前身。
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谷，经常是很多人都在议论“该停播了”时，它又焕发了新的活力。尤其是2009年，周播的《快乐大本营》，居然收获了28次同时段全国收视第一，“日子太好过了”。
即便是这样，作为湖南卫视众多“娱乐”标签里最醒目的一个，节目组成员仍然经常有“娱乐至死”的担忧。关于大本营停播的传闻，始终没有停止过。2月2日录完节目，节目组的人在卡拉OK联欢，曲终人散时，主持《快乐大本营》12年的何炅走上来抱了罗昕一下，说“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大家能长相厮守”，罗昕听了，“当时眼泪就掉了下来”。
在有些语境下，追求“纯娱乐”，经常会被解构为“低俗”、“没有价值观”。但罗昕却从不觉得《快乐大本营》低俗。“我的尺度非常严格，没有三点式，没有出格的话，没有擦边球，要老少皆宜，要有好的格调，要让所有年龄层都能接受……一句话，不会影响青少年的成长，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尺度。”事实上，一年下来，《快乐大本营》被批评的次数一般只有几次。
《快乐大本营》执行制作人，罗昕
但也有失手的时候。去年10月17日韩国Super Junior-M那期后来被批评“低俗”，原因是“两个大男人，凑在一起用吸管喝同一瓶矿泉水里的可乐”。罗昕的解释是“他们私下里就是这样，从小一起长大，玩游戏好玩喷出水来，这哪里低俗了？”但最后还是要写检查承认错误。
关于“低俗”，罗昕觉得“南北方的尺度是不一样的”。 辽宁台八点档的《忽悠姐妹花》(后转为吉林台)，一度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几乎每期都被点名批评“低俗”，“但也没事，二人转本来就是俗文化，老百姓爱看就行了。你不能要求一个节目所有人都喜欢，一定要有功能性。如果你要所有人都喜欢你，最终的结局就是所有人都会不喜欢你。”
与《快乐大本营》不同的是，当年几乎万人空巷的速配节目《玫瑰之约》，如今早已停播。制片人刘蕾头顶着“研发中心创新小组经理”的帽子，“闲得想死”地煎熬了好几年，终于想出了“破”速配怪圈的办法，2009年圣诞节，《我们约会吧》首播。
《我们约会吧》制片人，刘蕾
刘蕾曾经很纠结于“娱乐”的可持续性。“速配本身违背正常人的逻辑，双方见面不过一个小时，怎么能牵手人生？”刘蕾想了几年，终于发现这个关键词应该是“约会”。其他的设计则顺理成章，多对多改成多对单，加入游戏，加入反向选择，买断英国《Take Me Out》版权后，又加入“暗灯”的元素，《我们约会吧》终于一炮而红。
刘蕾觉得，要“走向高端”，选人上必须更强调“关注当下”。报名者中有宅男，有剩女，有人造美女，有没车没钱没房的男嘉宾，有老外，有拜金女……她承认“导向把控”， 但否认节目中有托，“每个人对真实的理解不一样”， “我们选人比找托麻烦多了，我不想看到‘假’”。
终于“走出来”的刘蕾回首《玫瑰》停播的几年，还有一些眷恋。那是一个政治选题：2009年，台里要求在5·4青年节做一个晚会，本来是打算做一个应景之作，但和一群“做节目成精”的台领导、制作人一起很业务地讨论几轮下来，刘蕾最终选择了“另一种表达”，《成人礼》，2009个18岁孩子的成人大派对。
现场的气氛最终“令人震撼”。李彦宏、郭敬明、李宇春、袁隆平演讲，给孩子们送礼物，孩子们互送礼物，最后全场宣誓，见惯大场面的刘蕾自己在泪眼朦胧中，看到坐在前排的台领导也个个热泪长流。
“这之后，我对娱乐有了新的理解。”刘蕾说，“娱乐是一种精神。一个非常主旋律的东西，居然收到这样排山倒海的感动。孩子们被自己感动，也被别人感动，那种于己于家于人于国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娱乐是一种让人愉悦的方式，是一种表达式。有娱乐精神的人可以用一种很快乐的状态表述，表达的内容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主流，可以高端，更可以纯娱乐。”
来源：南都周刊
